金融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经济平稳健康发展的重要基础，维护金融安全是关系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一件带有战略性、根本性大事。在中国经济金融深度融入全球、金融科技引领金融创新浪潮的当下，如何进一步筑牢金融安全防线？在11月18日举行的2019北京国际金融安全论坛上，业内专家学者提出了一些前瞻性意见。
金融宏观审慎监管要以金融稳定为目标
“金融宏观审慎监管要以实现金融稳定为总体目标，通过制定宏观审慎政策，实施宏观审慎工具维护金融安全，降低和化解系统性风险，提高整个金融体系的稳健性。”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副院长王娴在论坛上表示。
目前，我国已经建立了较为完善的金融宏观审慎监管体系，但在王娴看来，由于系统性风险防范工作的高度复杂性和艰巨性，构建完善的金融宏观审慎监管体系仍面临诸多挑战。
对于金融宏观审慎监管的目标，王娴表示，宏观审慎监管的目标与货币政策、微观审慎监管的目标本身具有一致性，但也存在一定的矛盾。金融监管与各个金融监管主体的政策目标之间不可能建立一一对应的关系，一个部门可能有多个政策目标，金融监管工具的实施也可能会对其他金融监管部门的目标产生影响。
“要建立宏观优先的原则，在宏观优先原则的指导下，优化宏观审慎的决策执行和监督体系。”王娴表示，各个政策目标发生冲突时要以宏观优先为原则做出权衡选择，同时还要使宏观审慎机构设置更加科学，职能更加优化，职责更加协同，要建立健全协调配合机制，防止政出多门、政策效应相互抵消。
谈及金融开放可能对金融带来的风险，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吴晓求表示，金融是中国经济领域里发生变化最快的领域之一，国际化的引导使中国金融的边界扩大了，随着中国金融的不断开放，中国的金融配置得到了迅速扩展，在全球配置资源的同时也使我国金融分散风险的能力提升。
吴晓求表示，中国金融开放是未来一个时期的重点，不能因为开放后可能有外部风险输入就不开放了；要加快建设全球性的金融中心。
“金融开放是提升我国金融竞争能力、化解我国金融风险的一个措施，但前提是金融基础设施要做好。”吴晓求表示，如果我们把金融的基础设施做好了，金融开放不会出现危机意义上的货币贬值，不会出现危机状态的人民币汇率波动，也不会出现流动性风险及流动性危机。
此外，吴晓求还强调，金融最重要的一个功能是把风险分散开来，风险一分散开来金融体系就安全了。因此，要加快构建一个“有弹性”的金融体系，所谓“有弹性”就是对风险有很好的免疫和分散能力。
关注科技应用于金融业务产生的风险
“我们银行业内的都知道，在过去几十年，金融风险就是信用风险、市场风险；现在，又存在因金融科技使用而带来的一些风险。”中国银行原副行长张燕玲说。
聚焦到金融体系本身所面临的安全问题，一般包括金融机构、金融市场、金融产品等方面的安全问题。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社科院金融研究所助理杨涛说，随着新技术的涌现和应用，原有的金融机构的边界、金融市场的边界、金融产品与服务的边界也都变模糊了，而这种模糊与原有的监管规则、监管方式难以保持一致性。比如，在金融领域，持牌金融机构与大量的导流机构、技术机构、风控机构等开展合作，这种合作的边界就产生了原有产品与服务的模糊性，这就值得我们重新探讨安全的边界在哪里。
北京金融科技研究院院长、中投公司原副总经理谢平在论坛上表示，金融科技有可能引发一些新类型的金融风险，金融科技在发展与风险之间的平衡变量就是监管。金融科技监管需要重点关注的不是科技本身的风险，因为技术是中性的，需要重点关注的则是科技应用于金融业务所产生的风险，人民银行发布的《金融科技发展规划（2019—2021年）》也坚持了这一点。
谢平认为，在过去十多年，中国在金融科技监管方面最成功的案例是对第三方支付的监管。尤其是在网联出现后，支付机构客户备付金全额上缴。第三方支付监管通过十多年不断的博弈、改进、技术进步，最后形成了成功案例。谢平表示，金融科技监管的目标和金融机构监管的目标是一致的，就是对金融消费者的保护。应坚持竞争中性原则，即反垄断，包括技术垄断和数据垄断。这两个问题目前在金融科技中已经体现出来，现在有关部门已经在这方面开始研究。
近期，监管部门一直密切关注银行与第三方机构、金融科技平台的资金、技术等各类合作。一方面持开放态度，允许银行业务经营有创新；另一方面，银保监会也密切关注“助贷”业务的潜在风险，比如科技安全风险、信誉风险等。
“‘助贷’业务已经存在5年多。对金融科技公司与银行合作搞‘助贷’业务应该加强监管。”谢平认为，对于“助贷”业务监管应该坚持以下几点：主营业务不能外包、科技公司不能碰资金、客户数据产权是银行的不是科技公司的、收费规则、市场准入规则。
